1919年，甘地为反对《罗拉特法案》争取印度权利而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过事情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很多地方发生了暴力事件，到后来英国人屠夫般的“阿姆利则惨案”之后，运动更加升级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最后他不得不终止这次运动，责备自己犯下了“大如喜玛拉雅山的错误”。同样的情况还有肇始于上个世纪欧洲2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本意是反对维多利亚时代伪善至极的清教主义伦理，这一运动甚至得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力支持，不过发展到60和70年代的两次高潮之后，味道似乎有点变化，乃至有人直接把它视为爱滋病泛滥的魁首。

这两件事情列在一起，大概可以说明人们往往会一些事情抱着美好的心愿，但落实到了行为上却不一定那么美好。比如说中国人向来缺乏的探险精神，若干年来要改变的呼声如钱塘大潮——远如“长漂”运动，这种热情直把一次普通的探险科考事件变成了举国沸扬的爱国主义运动，从参与者的视死如归开始，似乎已经不那么“科学”；近如“可可西里”科考队，没有帮助羌塘草原的野生动物建设家园却扔了不少汽油桶在那里开食堂。至于身边层出不穷的户外事故与意外，现在已经有点像交通事故，再不是什么新闻，去年在户外事故和意外中死亡的28人，绝大多数与这种盲目的“探险精神”激情飞扬有很大关系。今年5.1在半脊时听说有一浙江哥们执意只身穿越长坪沟，最后也只好劳烦当地公安和百姓去寻找尸体，尚不知结果如何。

探险精神是好东西，只是要把它变成有价值的探险行为却不能光凭热情，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能把这种热情变为闹剧甚至灾难。真正的探险是一项综合工程，对于普通人来说，别说探险，就是仅仅体验探险也得做足方方面面的准备。这件事情扯到“非暴力”，“性解放”去似乎有些遥远——我13岁的时候和两个小朋友准备去镇上一间废弃的“鬼屋”探险，半夜里三个人带了一只手电抖抖索索地摸到大屋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后来不知道谁碰翻了什么东西，房梁上霹雳啪啦地往下掉东西，三个小孩终于坚持不住作鸟兽散，拿电筒的一跤摔下去之后众人陷入一片黑暗，后来一人从正门连滚带爬出来，脑门上撞了个大包；另一个呆在屋子中央不敢动直到大人赶到，傻了一个星期；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滚到了猪圈里，搞得满身粪水，从此被人嗤笑。不过，这已经算幸运的了，每年回老家相聚我们都要举杯相庆这次探险行为没有留下大患，毕竟我们都还能活着一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