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年前，看过“自由的风”翻译的中村保考察报告《Quest for the Veiled Mountains of Nyainqentangla East》后便惦记上了这一地区的山峰。
经过近1年的筹备，由过客1979、sz野马、老虎和venusx组成的4人团队将于2008年8-9月对工布江达和嘉黎境内的念青唐古拉东段部分山峰进行侦察，为将来的攀登活动收集资料。

致谢

感谢广州尼玛贸易提供活动经费和服装、背包、帐篷类装备赞助，感谢深圳喜马拉雅提供鞋袜、炉具类装备赞助，感谢施泰罗提供照明类装备赞助。
感谢所有关注这一活动并给予我们支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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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巨峰乔戈里（K2）

8月4日，11名登山队员在攀登中巴边境喀拉昆仑山区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又名K2峰)时遭遇雪崩，不幸遇难。这是继1986年以来最严重的事故——当年有12名登山者遇难。这一事故也使乔戈里峰的登山者死亡率超过30%。由于在高度上的屈居第二，这座山峰在世人中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在登山者眼中，这座雪山的威望与难度却非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所能比拟。

1953年，英国登山队依?希拉里（新西兰人）和藤辛?诺尔盖（尼泊尔人）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们的名字为世界广为传颂，但次年人类攀登史上同样伟大的胜利：意大利队的里诺?雷斯德里和阿奇里?科帕哥诺尼登顶乔戈里峰却少为人知，5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人登山珠峰，却仅有不到200人登顶乔戈里峰，2002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似乎很能说明这座山的凶险：截至2002年登山季节完成，珠穆朗玛峰共登顶1655人次、死亡175人、死亡率10.6%  生存率89.4%；乔戈里峰登顶198人次、死亡52人、死亡率26% 生存率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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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8月8日是人类探险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下午六点23分，来自法国沙木尼村的帕卡德医生（Dr. Michel-Gabriel Paccard）与登山向导杰克褒马（Jacques Balmat）站立在西欧最高峰——4808米的阿尔卑斯勃朗峰顶。因为天色已晚，两位登山者没有多少时间在顶峰欣赏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无限风光，但当他们返回山谷之后，余生中有无数次地和崇拜者一起享受成为第一批征服这座山峰的探险者所带来的满足感，因为这一举动被视为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

关于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还有另外一个浪漫的说法是关于高山玫瑰的传说，阿尔卑斯的青年人为了向心爱的姑娘表示爱的忠诚，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攀爬高山去采摘（所以这种野花也被称之为“幸福和爱情之花”）。渐渐地，就形成了阿尔卑斯山区一带居民登山的传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为大家所爱好的运动。

相比之下，后者显然更加带有普通人臆想的浪漫与美妙，实际上登顶勃朗峰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地理上的征服，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胜利。自古以来，随着对海洋、沙漠、江河甚至海底的探索，人类已经踏上了征服最雄伟、最壮丽和最著名山峰的历程，但直到现在，那些被冰雪覆盖的雄伟山峰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人类的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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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网站上又看到几个从灾区晃荡了几天的“抗震英雄”“凯旋归来”，正准备接风洗尘大摆筵席，“英雄”们大致都发表了自己在废墟中的留念照，以及“好伤心好难忘”的日记，倘使机会允许，估计就会组织“英模报告团”之类巡回表演——以我猥琐的胸襟，自然有些愤愤不平于自己为何没有这种出人头地的机会：同样是到灾区晃荡了几天的人，待遇为何如此不同？不过想想在志愿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平凡人物，在灾区埋头做事而芨芨无闻，心下也就释然。

在遵道，来自天津的孙大哥和张大姐无疑是志愿者中最具威望者之一，他们到灾区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做饭——此前还在陴县帮人收过油菜和麦子，简陋无比的小食堂是志愿者快乐的天堂，就连邻近的受灾群众也受此感染常常过来一起吃饭。还有一位来自唐山做弱势群体调查的李姓大姐，六十多岁，每天骑着自行车给孤寡幼残送那些琐碎的东西，分发的物资那怕是一包湿纸巾也会在本子上记下来；一起去半脊的白爷带着他夫人从上海飞过来，两天里都在库房里默默清理物资；仁爱关怀的朋友们，大概是因为基督徒的好脾气，总是听从安排，出现在那些急切需要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志愿者，都无法记清楚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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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自己陌生的东西往往有两种态度，一是莫可名状的恐惧，二是毫不经心的臆猜。在登山这件事情上表现尤为突出：基于第一种情况，我就曾经费尽口舌让父母相信我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如卡车司机危险，也曾经由于虚荣心的膨胀而添油加醋地捏造过一些类似《垂直极限》电影里的故事，差一点就把自己描述成传说中史泰龙。所以当我唾沫星子乱飞地陶醉在别人的惊叹与喝彩声中时，最怕的就是第二种情况的出现，那些对此毫不经心的大人物总是在轻描淡写的揣猜间使登山者的“英雄事迹”败露而颜面扫地。

举例子说，经常会有人问到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情况，当在描述高山反应的凶险和气候变幻的恶劣时，有大人物加入了讨论：“那有什么啊，只要有钱就能上去。”他们神情漠然，对此不屑一顾，“王石（某有钱人，2003年登顶珠峰）就是被人抬上去的。”

“呵呵，不可能，你知道在8000米的地方，自己动一下都难……”

“什么不可能，四个夏尔巴人，两个背东西，两个人扶着，就这样……”他甚至开始作出示范，仿佛就是跟在夏尔巴人后面亲眼见证，“夏尔巴人可厉害啦，他们可以背100斤上珠峰，还能跑起来！”

夏尔巴人厉害我是知道的，不过要厉害到背100斤跑步上珠峰，我倒觉得他们就应该离开地球回到火星生活才对——不过，再辩论下去自己肯定是唯一的失败者，除了暴露自己在登山方面的一无所知外再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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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半，镇上的喇叭准时响起，熟悉的音乐让人似乎回到了七十年代，接着轰隆隆挖掘机开过去，巨大的声响似乎就从头顶上压过——挖掘机的威力虽然不如地震，荡平一幢幢高楼却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镇上的危房一天天倒下，现在差不多已经是一片平地。接着隔壁帐篷和板房里就陆续有人起来，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穿衣服的窸籔声，太阳开始照在帐篷顶上，不多时就热得像个蒸笼，赖不住了，从睡袋里钻出来穿戴整齐，到废墟的河沟边上略作洗漱，镇政府边上的小吃摊已经在帐篷里开始做生意，一碗米粉是不错的早餐。来到办公室——我的工作是协调遵道镇各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之间的种种关系和具体事宜，他们带着各种目的而来，单打独斗和团队作战的都有，不过最终大多数都走进办公室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管理，随着工作的越来越深入和有序，各种管理规程也就越来越完善、琐碎而烦腻，坦白说，我自己似乎更喜欢那种无序、真诚而且单纯的精神状态，每个人漫无目的也不计回报地发泄这种热情，空气中充满了革命年代的坦率、质朴与激情——不过，这显然不是事物演化的规律，更不利于灾区的重建和发展，所以不得不继续撰写和制定那些规程制度。《肖生克的救赎》里面说：“体制化是这么一种东西，一开始你反抗它，然后你依赖它，最后你离不开它。”现在我发觉还有人津津乐道于它，这说明我正在为建设一个规范美好的世界而牺牲自由变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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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野外生存”的闹剧

每个人——准确说是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肌肉发达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其自5.12以来，询问关于“野外生存”的朋友比较多，有些希望自救，有些则希望救人。这使我想起若干年前几个朋友曾经进行过一次关于“野外生存”的有益实践。他们一行三人带了半斤食盐到某个荒郊野岭，准备到山里过一个星期回归自然的原始生活，第三天的时候发来求救的短信，说饿得不行，找了个醒目的高压线塔等着救援。后来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三个人来到山里后也实践了“野外生存”的种种技术，起先想建个窝棚，后来觉得为三五天的生活砍树刨坑地大兴土木未免麻烦，就找了个大石头的空洞，南方夏天热，除了被蚊子咬得全身的红疙瘩倒也无性命之忧。难的是吃饭，书上学来的捕猎招式因为找不到野兽的踪迹而无用武之地，就连平时能够偶尔一见的山猪和蛇，这次也有意躲着三个饿绿了眼睛的猛男；再后来搜集了点野果野菜，却谁也没胆量第一个品尝；唯一的成就是抠了几个没什么抵抗力的山坑螺，不过“钻木取火”的方法突然不管用，谁也没法对腥臊无比的食物下咽，所幸有带手机短信求救，回文明社会吃大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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